1991年涡阳尹喜墓发掘情况

1991年秋，按照栗兰忠县长、廉成荣副县长二位领导的安排，我和刘永新先生对尹喜墓散失文物进行了普查。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了解到，1951年四月初，时任涡阳县赵屯区政委的曹霖同志为建学校和区公所，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作出了挖掘尹喜墓取出墓砖建房的违法决定。那时的尹喜墓以及周围许多村庄都隶属于赵屯区管辖。挖墓工作由区长翟玉山具体负责，区部通讯员李文标在现场负责指挥各乡民兵施工，然后由他监督把取出的墓砖用“太平车”拉回位于今张老家的赵屯区区部集中使用，而时任赵屯区耿楼乡的民兵队长耿献才、农会主任耿良才就曾带领今前耿楼、后耿楼的民兵参与过尹喜墓的挖掘工作。

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连续调查了位于尹喜墓周边的桑楼、前耿楼、后耿楼、蔡楼、樊桥东、樊桥西、胡溜子、刘楼、周庄、东马庄等自然村，询问了近百位耄耋老人，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刘楼自然村的徐立才以及已故刘楼村民刘文彬的遗孀刘马氏（两人时年均约八十余岁）向我们介绍说：在扒尹喜墓的时候曾发现一块石碑，尺寸不太大，长约一米，宽约半米，厚约十多公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篆字，谁都不认识，桑楼村的桑先让和刘楼本村的刘汉臣是涡北有名的文化人，他俩曾在现场抄过碑文，石碑当时立在墓道西边的大门外。而桑楼村的桑运田和樊西村的樊志强先生也向我们证实尹喜墓石门外靠南边的地方有块石碑，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刘文彬的遗孀刘马氏和刘立才还告诉我们，他们还发现一块带字的墓砖，该砖尺寸较大，上面刻有三个大字，很像今天的繁体字“今后难”，但是又不太像，非常耐人寻味。这块砖被桑先让先生抱回家中，许多年后他们还在桑先让先生家中见到过这块墓砖。随后我们找到桑先让先生的后人，他证实家中确实存有这么一块墓砖，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和刘永新先生也曾多方查找，但终无所获 。

我是1968年冬第一批下放农村的插队知青，1974年时，我还在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年午收时，我曾驾驶“上海50型”轮式拖拉机，用钢丝绳作牵引拉着一块巨型石门为蔡楼和东马庄的几个生产队打麦，该石门将近两米长，一米多宽，上面雕刻有衔环的“兽头”。根据这一回忆，我找到当时蔡楼大队的主要干部了解情况，寻找这扇石门的下落。时任大队民兵营长的马宝国先生家住东马庄，他告诉我：你天天拉着打场的那扇石门还有另外一扇石门都在我们庄，当年从尹子孤堆拉回来后放了好多年，一直都没有什么用，后期就铺在生产队牛铺的地上，以便清扫牛粪。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有意无意之间保护了重大历史文物的现象其实并不鲜见。

得到这一喜讯的第二天一早，我和刘书平、刘永新、马汉民诸位先生立即带领民工，踏着雨后的泥泞来到东马庄，在马宝国先生的带领下先是从村后的窑厂内取回了一扇石门，接着又在村中交通便道的小桥下用两块水泥预制楼板置换出了另外一扇石门。这块石门的边上被人用钢錾凿出了两个圆孔，这正是当年我用拖拉机拖着打场的那扇石门。经现场测量，两扇石门均高170公分，宽162公分，厚9公分。门中分别雕有衔环的“铺首”，其形制庄严，十分精美，确系汉代文物。当晚我们即将这两扇宝贵的尹喜墓石门运回东岳庙珍藏。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又从东马庄、蔡楼等村民家废弃的猪圈、厕所的墙上回收了数百快尹喜墓的汉砖。因村民长久以来都认为墓里的东西不吉利，不能用来建房，只能用来垒猪圈、建厕所，所以大多弃之不用，便于回收。

尹喜墓墓门

尹喜墓汉砖

尹喜墓石门的出土，极大地振奋了海内外各界，县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倍感欣慰。为此栗兰忠县长多次召开专门会议，指示我们要迅速采取行动，彻底清理尹喜墓遗址，力争最大程度地获取尹喜墓的遗留文物，特别是传说中的石碑和其他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查找，万勿遗漏。

1991年12月20日，一连半个多月的雨雪终于停了下来。我和马汉民、刘永新、刘书平三位先生带领马庄民工队中身体最壮的七位民工，一早就赶到了尹喜墓，开始了尹喜墓基址的清理工作。由于该墓1951年曾被民兵胡乱挖掘，估计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经过现场分析，在刘书平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先从所遗土堆的上方开始清理。经过两天的施工，尹喜墓的大致轮廓已清晰在目，该墓为自西北至东南走向，墓门直对西北方两公里多的天静宫。墓的封土用夯土法筑成，夯土遗留约存十余层，每层厚约20公分，层面密布夯窝，这些都是当年建成后封墓时留下的原始痕迹，文化层次保存较好。

紧接着，我们就要对墓内回填的扰土进行清理。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却摆在我们的面前，像尹喜墓如此大规模的墓坑，里面回填了那么多的乱土，取出的回填土究竟堆放何处，而墓的周围又都是群众的麦田，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允许我们倾倒覆盖的，这一难题一时间困住了我们。刘书平先生不愧是见过世面的文物专家，他提议分步骤施工，即先将墓内南半边的土取出后堆放在墓的北半边，待南半边的土取完提取相应文物后回填时，再将北半边的土取出堆放在墓的南半边，如此反复，即可完成清理工作。按照刘书平先生的意见，我们迅速恢复了施工。在刘书平先生的指导下，清理工作按部就班循序进行，直到年终的12月31日，尹喜墓南半部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该墓的建筑结构也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尹喜墓自墓门至墓室后墙总长2280公分，墓室四孔，南北总宽1620公分。其中墓室进深570公分，室宽365公分。墓内甬道总长1270公分，道宽198公分。两耳室分别在甬道两侧，靠近墓门，耳室进深228公分，室宽390公分，耳室门宽113公分。墓室及耳室拱顶距地面高度为400公分。该墓各部建筑全系东汉青砖砌成，白灰粘口，所有墙面使用的青砖均有花纹，大小尺寸不一，有30×14×5.5公分的，有29×13×5公分的，有27×13×5公分的。花纹有菱纹、乳钉纹、太阳纹等，分别砌于不同的建筑部位。因四墓室及两耳室全被拆除，已无法知道在什么部位使用什么花纹的砖了。墓室及耳室的拱形顶，同为三层一边薄一边厚的汉砖砌成，十分坚固，这是根据遗留在墓室及耳室墙外夯土上的痕迹清晰显现的。墓内地面均用45×45×6公分的方砖铺就。根据现场测得的数据，刘书平先生精心绘制了结构平面图，以期日后恢复重建时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

1992年的元旦是举国欢庆的重要假日，为了早日完成尹喜墓的清理工作，我们没有休息，而是冒着时断时续的小雪，开始了尹喜墓内遗留文物的清理、提取和回收工作，除在清理回填的过程中提取的许多有明显东汉器物特征的各类陶片及数百块各类汉砖外，还有三种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1、在该墓的通道与甬道的交汇处提取到一柄铁质宝剑，该剑长约米余，剑柄朝向墓门，剑尖直抵四座墓室正中间的墙根。刘书平先生解释，此剑是该墓的镇墓神物之一。而我更认为这柄铁剑的出土最起码还有两重积极意义，首先它表明在东汉末年，我国的冶铁及锻造技术已有了质的飞跃，其次在某种层面上也体现了尹喜作为古函谷关令的将军身份。

2、在该墓最南端的墓室门口，提取到人的头颅骨一件。该颅骨硕大，超过今天正常人的头骨尺寸，颅骨顶厚约两公分，同样不是现代一般人所能企及，说明该逝者生前身材高大，而且一定练过武功，是不是尹喜本人的骨殖，同样值得细究。

3、在墓中不同方位提取到“货泉”和“剪轮”铜钱数枚，这种铜钱是典型的东汉货币，该铜钱昭示了尹喜墓的建造年代，与该墓中墓砖花纹上典型的东汉特征共同印证了该墓确为东汉末年所建。

既然尹喜墓能够断定为东汉末年所建，我认为它与桓帝延熹八年敕建的老子庙应是同一年代的“国家行为”。因为像尹喜墓这样规模恢宏，结构精美的丧葬建筑，为什么会有四个墓室？这有别于一般大型墓葬，肯定不是为一般人物而建，加上其建筑规格之高，堪比皇家。这种装饰精美华丽的建筑是任何普通人所不能配享的，更何况老子庙初建的延熹八年也正是东汉王朝的末年，两组建筑同属一个年代，难道纯属巧合？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象。因为这两组宏伟建筑同属一个朝代，且都是国家行为，加上东汉时期道教兴盛，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尹喜与老子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印证了位于今天静宫的老子庙也就是老子的真正出生地。

从元月一号到元月四号，我们仔细清理提取了尹喜墓南半边的所有遗存文物，刘书平先生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左右呈轴对称的建筑法式，精确测量了该墓的建筑尺寸，为下一步绘制建筑结构图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当晚，时断时续的小雪变成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个小时不到，施工现场就被一层剔透晶莹的白雪全部覆盖。元月五号清晨，下了一夜的大雪给涡阳大地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冬装，地面积雪足有20公分之深。按照县领导的要求，我们带领民工冒雪赶到工地，回填了已经清理完毕的半边尹喜墓，恢复了原状，并在墓室的东南和东北两个角以及西边墓门的最中间位置三个地方各埋下一根水泥檩条作为标记，以备日后再行清理发掘时作为识别之用，历时16天的尹喜墓清理发掘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这次尹喜墓的清理发掘工作虽然说收获颇丰，但由于不够彻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遗憾，其一是尹喜墓另外半边没有清理，所遗文物没有提取；再者是墓门以外的墓道没有清理，而徐立才、刘马氏、樊志强等村民提供的位于尹喜墓门外的篆刻石碑压根就没来得及搜寻。2012年夏天，我县在尹喜墓遗址偏东南建设一座尹喜公园。当时也没有对尹喜墓遗址进行彻底清理。不知我们二十年前所留的水泥标志杆是否还在？不知今后是否还有重新发掘清理的机会？

尹喜墓遗址在现尹喜公园后墙西北角

东汉末年汉桓帝刘志曾于公元165年（延熹八年）下诏在老子出生之地建老子庙，又命陈相边韶撰“老子铭”，刻碑立于老子庙前。既然如此，那么同样也是建于东汉末年的尹喜墓是否也是桓帝敕建？而桑先让、刘汉臣所抄的篆书碑文是不是也是边韶撰文？桓帝之后，灵帝刘宏即位，公元184年黄巾农民起义，东汉政权自此摇摇欲坠，不可能再进行像“老子庙”和“尹喜墓”这样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因此上述两组敕建工程应是我国东汉王朝最后的国家行为。（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