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涡阳天静宫文物征集二三事

文物，对于印证一段历史和一位历史人物来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时代印记，通过这些文物，可以还原那段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历史背景、历史贡献以及当事人的生活轨迹。同时还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对于研究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静宫作为老子的诞生地，更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的道教信徒的精神皈依所在之地，是联系中国道教文化与世界宗教文化的核心所在。因此它的地表及地下的文物遗存对研究上述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马炳文先生对此尤表关切。

我因接受马炳文先生委托之故，与天静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990年春至1994年秋，近五年的时间内，不间断的走访百姓，调查天静宫文物的现实状况并根据亳州、涡阳等地的方誌记载，在涡阳县文物管理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下，对天静宫的遗存文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搜寻和回收。此间最值得提出感谢的是马汉民、刘书平、刘永新三位先生。他们虽然工作单位不同，工作性质迥异，但在回收天静宫文物的贡献方面却是殊途同归，方向一致。

马汉民先生是涡阳一中的校工，家住天静宫庙西的马庄自然村，对天静宫周边的地理、人文环境十分熟悉，在回收文物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他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在组织民工和联系有关当事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书平、刘永新二位先生是涡阳县文物管理所的文物专家。尤其是刘书平先生，他曾在省文物局接受过高等培训，在我们回收天静宫文物的清理、保管、断代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共收集约千余件文物，其中包括自元至清的历代碑记十余通；各种宫观的建筑构件数百件；道士生产、生活用的石臼、石碾、石桥栏等若干件；清理炼丹遗址两处，回收丹渣若干；清理地表下的古井十余口，找出其中春秋时期的“九龙井”；清理尹喜墓遗址，收回墓门两块及各类汉砖数百块并绘制了东汉尹喜墓的结构平面图，为日后的重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发掘和回收的全过程，由于时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许多细节已淡漠不清，只能拣印象较为深刻的事情记述如次，以便能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粗略的交代

一、天静宫碑记的征集

据当地村民反映，天静宫散失石碑的去向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

1、因为历史年代久远，风消雨蝕，自然损坏一部分。

2、五八年大跃进时烧石灰用掉了一部分。

3、六八年修建电灌站时用掉了一部分。

4、农村建桥修路用掉了一部分。

5、村民建房作基础用掉了一部分。

6、近年各村建烧砖瓦的窑厂，用作脱坯使用了一部分，但这部分石碑大都正在使用，便于回收。

根据这一线索，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我在马汉民先生的带领下，对天静宫地表现存石碑进行了摸底并报县政府批准进行了征集回收。回收工作非常顺利，这主要得益于马汉民先生，因为他是本地人，人缘关系极好，而大多数村民对于我们回收天静宫文物也都能给与理解和支持，加之当时遍地开花的小土窑由于产品质量不高，没有销路，窑主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土窑都存在废弃现象，这种局面也给我们的征集回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我们的第一次工作就有了“开门红”的成就，这对天静宫的文物征集回收和恢复重建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先兆。现在回忆起来，地表遗存石碑的来源主要出自下列场所：

1、马庄西武家河东岸的窑厂作坊两块。

2、马庄东靠近马套楼的窑厂作坊两块。

3、郑店村南的窑厂作坊两块。

4、郑店村南的水井边一块。

5、郑店村南武家河北岸的河边一块。

6、老君殿旧址前的井边一块。

上述碑记均已于1990年回收至东岳庙保管。这些碑记，大部分由于自然风化，有些则长期受到油酸的侵蚀，许多碑文都成漫灭不可复读之状，只有三块石碑损毁不重，碑文清晰可读，其中有两块碑文未曾收入涡阳各类方志。为防止这些碑文在日后的自然条件下再次消亡，我将这两块碑文抄录下来，以备日后不时之需。

（一）清.康熙八年《粧修道祖李老君圣相碑记》

这块碑记是1990年初春发现的，位置在现东岳庙西边老君殿旧址前的一口井边。当时石碑阳面朝下，呈东南西北向，是马庄村民用来槌洗衣物所用。我请来村民帮助将其掀翻过来，发现是一块清康熙八年重修天静宫时记述装修老君圣像的碑刻。该碑保存较好，字迹清晰，除碑文内容外，其立碑年月、撰文、书碑及石工等人名衔具在。碑文开宗明义即指出了老子的诞生地“无忧园”，也就是今天静宫的“流星园”，为我们研究并认定老子的出生圣地提供了非常直接的文字依据，其文物价值十分珍贵。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该碑还在一定层面上直接反映了康熙盛世时期今涡阳一带“物阜年丰”的太平盛世及民间遵道重教及宗教崇拜的风气之盛，是研究清代宗教文化的鲜明素材。该碑全文刊录在民国二十五年《涡阳县志》中。

（二）清宣统元年《粧修道祖老君殿碑记》

该碑是1990年5月初在郑店村南武家河北岸的水边发现的，周围并无砖瓦厂形迹。石碑品相较好，字迹清晰。碑文主要介绍老子的生平及自汉至清历代帝王对老子的尊封及对天静宫的修葺情形。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文尾的怀古诗非常清奇贴切，不知为何代哪位大家所作，十分值得玩味。碑文如下：

《粧修道祖老君殿碑记》

尝考人物志，自商周所列名贤有五，老子与焉。夫老子苦县人也，仕周为柱下史，其后乃骑青牛西去，不知所终。迨汉桓帝时遣中常侍左悺管霸一再祠之。至唐朝以老子为始祖，立庙京师，太宗十年，诏天下老子庙改为宫，均给户二十名奉祀，武后元年，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当时创修，闻系鄂公敬德监修，御史褚遂良书碑，风消雨蝕，无可考征。宋祥符六年，赐太上混元皇帝，洎乎元明两代尚有碑碣可寻。追维道德千言，直与天地同朽，迄今历朝崇祀，若非有功世教，曷可臻此，后人谓为仙釋。因其炼丹灶锅处父老相传尤能言之，嗟呼，仙宫道观毁于兵火亦不知历几回建修矣。于道光二十二年万善同归，集腋成裘，续修大殿三间，及宣统初年，视坍塌蹦坠复议重修，又添东庙山门，所幸前菴地租余款百金尚堪补苴之费，问序于予，仅于记末。附录怀古诗以誌赞扬云：

凭吊残宫日月悠，由周约有四千秋。

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

俯观鱼龙神变化，仰观古齿见刚柔。

名高八士何人议，恭录新诗记旧游。

宣统元年桃月初三   榖立    主持马明德   泥工刁化南  

木工范广盈     石工王德功

（三）清.宣统元年《重修天齐庙碑记》

该碑是1990年秋在郑店村路南一井边发现的。碑刻字迹清楚，品相较好，除碑文外，撰文、书碑、监修等人名衔具在，方志未曾辑录。碑之内容主要向人们昭示道教的因果善恶报应及天齐庙百余年间的兴废状况，与康熙八年《粧修道祖李老君圣相碑记》一样，号召民众服教畏神、顶礼崇奉、多做善事，才能顺应天理，弥补王法之不足，有益于人心后世，体现了当时民众生活中的宗教色彩，同时也反映出人们通过宗教活动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正能量”，是有利于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的。碑文如下：

盖闻地方保卫之谓神，栋宇轩昂之谓庙，山川有灵雨阳咸庆，时若鬼为德，善恶群知趋避，所谓神道设教伊古而不废者，以其能补王法所不及，有益于人心世道，豈浅鲜哉？自雉河集于同治六年增设涡阳县，县北八里有天静宫，宫之东有天齐庙，亦不知何时创始。查旧碑，自道光十八年至今近百年，其坍塌蹦坠触目伤心。兹有前菴地租数千余款，公议修补，因陋就简，免襄厥事。所有大殿、山门各三间，泰山子孙堂各一间，东西廊房各五间一并重修，惟东廊阙如，共费铜币一万八千元。叹庙貌之巍巍远不及旧，敬神明而肃肃，咸与维新，若夫尽善尽美，以待后有力之君子焉。予不敏而仅为之序。

皇清诰授奉政大夫六安直隶州英山县教谕张际昌撰文

蓝翎大学生张经纯书丹

住持   袁永昌

徒     郑元修

大清宣统元年桃月中旬     榖旦   立

（四）元至顺三年张起严《天静宫兴造碑记》

我们在寻找这通碑记时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周折，先是沿天静宫老君殿前的旧神道察访，经过数天发掘，只在神道中偏东的道旁找到了承驮该碑的赑屃石座，但已被人用重锤砸烂，原状不复可见。经走访村民得知，“文革”期间，随着“破四旧”的浪潮，该赑屃及上面所驮碑记均被庙西马庄一位叫马心田的村民用炸药炸碎建了房子。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即与马汉民先生一起到马心田的住处察访。经查，马心田有房屋三间，位于村中，在马汉民先生居所的西南方约十余米处。其堂屋的后墙均用大小不一的碎石块砌成，石上有字，系行书，估计都是庙碑碎块，更有可能是我们多处察访未获的张起严碑。

马心田先生时年已届花甲，子女众多，家境贫寒，除种地之外，还得靠捕鱼捉虾贴补家用，如因取走碎碑石块而将他的房屋拆除，谁来给他建房？由此带来的损失又有谁来补偿？而这些残碑碎块又必须取出，以备日后复原。针对这一情况，如何能将碎碑石块取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经与马汉民先生商定，由马汉民先生向马心田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及重建天静宫的重大意义，动员其自动捐出碎碑，以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而我则负责向县政府汇报，力争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栗兰中县长的关心下，县文化局派出刘永新、刘书平两位高才亲临现场指导，县财政局拨出部分款项用于该房屋的修复，与此同时，马心田先生也慷慨表示愿意捐献，并表示不要任何损失补助。在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和谐气氛中我们采取边抽取边用青砖、砂石、水泥等材料置换的办法将所有碎碑石块悉数取出，运至东岳庙妥善保管。通过这件事情，充分反映出当地村民捐献文物，全力支持天静宫建设的高风亮节与无私奉献，值得后世学习和褒扬。整个置换工作历时一周，费用仅约500元人民币。马心田先生后期成为民工队的核心成员，为天静宫散失文物的收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该碑碎块的回收是在1990年夏天完成的。碑文收录在民国二十五年《涡阳县誌》古迹篇。

（五）明崇祯七年方震儒《重修天静宫碑记》

1991年秋，有村民向我反映，郑店村庄西路南一农户家院内的牲口槽下有一块带字的石头，不知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文物，希望我们去看看。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即联系到县文化局刘永新先生，请他与我一道前去勘察。到了现场，的确发现在该农户家牲口槽的西北角有一块垫槽的石块，上面隐约有一行字，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它置换出来。水洗过后，上面的字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是一块上窄下宽的从风化的石碑上剥落下来的残片，上下长约40公分，下边宽约15公分，靠右边有一行竖刻的行书文字：“寿州方震儒撰”六个字，字的大小约四公分见方。根据民国二十五年《涡阳县志》古迹篇所载该碑的内容推定，这通石碑应是高约两米有余，厚不少于二十五公分的巨型石碑。可能由于石材本身的原因，加之近两百年的风雨侵蚀，造成该碑的解体，而我们这次发现的残片正是从这通巨碑的身上脱落的，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尚不可知。

2012年春，县老子办公室牛家栋、石芳霞两位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在郑店村一村民家旁边发现一块残碑，上面内容有“晋唐时尤盛与东西汉无异”等语句，现已回收至东岳庙保存。听到此信，我感觉这可能正是我苦苦寻觅多年而不复得见的方震儒碑，心里非常激动，立即驱车赶往东岳庙，参见这令我思念经年的圣物。到了东岳庙，亲眼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残碑，这正是民国《涡阳县志》所记载的明崇祯七年的方震儒碑。此残碑虽然只保留长约一米有余，但碑的厚度依然可辩，足有25公分之数。事实印证了我先前的估计，这的确是一通巨型石碑，悬在我心里许多年的疑问终于得以证实。

元张起严和明方震儒两块巨碑的出土，印证了民国《涡阳县志》所记历史古迹的真实性，填补了我县现存天静宫历史文物的空白，使其没有发生断代，同时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家乡的文人贤士编史修誌时在文物征集、整理和表述方面的原始性与严谨性，对我们收集历史文物及重建天静宫事宜提供了非常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后世编史修志人士的榜样和楷模。

（六）部分功德碑

初期征集的天静宫功德碑其年代基本都是自清至民国期间，为表彰捐资修葺天静宫的善众而立的“万善同归”碑，碑碣尺寸大小不一，所刻捐款人数都各有差别，有的碑上十余位，有的碑上几十位，而有的碑上则逾百位之众，且多为小型石碑，碑面风化严重，许多人物的姓名及立碑年月和立碑的动因皆无法辨认，只有两块道光年间的碑记品相较好，字迹清晰且人数众多，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只是在回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有趣故事。

1991年夏，有郑店村民向我反映位于郑店村东北角的村民郑继超在自建住房时曾用石碑作基础建了三间瓦房。得知这一消息，我第一时间会同马汉民、刘永新二位先生前往调查。经勘验，在郑继超三间堂屋的后墙基下确实有石碑的迹象，而且不止一块。

这次发现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一方面因石碑是横卧放置的，我们无法看到碑记上面的文字，不能确定它是不是石碑，另一方面更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天静宫的石碑，加之那段时间正是县委县政府组织各路精英集中论证老子出生地的关键时期，他们急需由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老子出生地的相关证据，尤其是文物碑刻方面的文字依据。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一方面当事人是否愿意让我们取出石碑，另一方面即便是当事人同意我们取碑，由此而带来的置换费用和财产损失有谁来负责提供？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三位共同商量，决定采用三步走的方法分步骤进行：

1、请郑店行政村党支部副书记兼郑店自然村村长郑继武同志先行做郑继超夫妇的工作，动员他们从文物保护的立场出发，自动捐献房基下的文物。此事由马汉民先生负责。

2、向县文化局领导回报，请求派文物保护部门的负责同志协助做通郑继超夫妇的思想工作并现场指导文物回收。此事由刘永新先生负责。

3、向县政府主要领导回报，争取县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支持。因我当时是县政协常委，此事由我负责进行。

县政府主要领导听取我的汇报后，栗兰忠县长当即安排：

（1）县文化局立即派遣文物管理组的组长张文德先生和刘书平先生二人立即赶赴现场指导工作。

（2）由闸北镇会同郑店行政村限期做好郑继超夫妇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配合文物保护部门的文物回收工作。

（3）必要时请公安部门介入，依法强行回收。

有关部门按照县领导的部署，紧锣密鼓地分别展开了各自的工作。但事情的进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虽然闸北镇以及郑店行政村的领导分别做了该夫妇十余天的工作，但就是无法得到他们的许可。更有甚者，当事人郑继超竟然以外出务工为名躲得不见踪影，只有郑继超的媳妇偶尔回家取些东西，随后便几天不见人影。在这种情况下，闸北镇有关负责同志安排郑继武村长，一旦发现郑继超夫妇回家，立即将其堵在家中，然后派人比照马心田家的方式进行置换抽取。

一天早上，郑继超的媳妇回家取东西，被郑继武村长堵在家中，他立即派人通知了我们。马汉民先生迅速安排民工队六位队员带着工具和材料赶到现场准备施工。就在这时，郑继超的媳妇突然仰面朝天倒在堂屋的地上，假装昏厥，极力阻止我们施工。这一突如其来的状况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我们的回收工作也不得不暂时停止。我们将这一情况向闸北镇领导进行了反映，闸北镇领导带领闸北派出所的同志立即赶到现场，将郑继超的媳妇隔离训话。在闸北镇及郑店行政村领导在场监督的情况下，我们历经八个小时连续奋战，采取圆木顶托，边抽取边用青砖、砂石、水泥填充修补的方法，终于将压在郑继超房下的石碑取出。其中后墙取出两块整碑，屋内东隔墙下取出一块断碑，皆为天静宫旧碑。其中两块整碑品相较好，双面均有捐款人姓名及款数，善信估计有三四百位之众。一块《万善同归》碑的落尾处镌刻有“道光十八年巧月二十七日立”的落款。因碑上善众人名极多，反映了该工程绝不是一般的小修工程，而应是一次大规模的修葺活动，对于研究清代天静宫历年的修缮活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物证据。另外一块残碑依稀记得仿佛是天齐庙的碑记，由于相隔太久，现已记不大清楚了。

在置换碑记的同时，我们还询问了郑继超的媳妇，调查这三块碑记的来源，她告诉我们是从废弃的生产队的牛圈里拉回来的。得知这一情况，我们立即对整个郑店村民家的牛屋、猪圈及旧房的根基部位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但遍寻不获，师出无功。后有村民向我们反映，郑店村中交通路的小桥下有石碑，但终因工程耗费巨大，且如果真的有碑，也是在较好的状态下保存着，所以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勘验发掘，直至今日该桥状况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由于当时受诸多条件限制，加之有关部门的同志做工作不够细致，直到今天郑继超先生的媳妇还时不时地找我索要损失补助。我因是个人配合政府的自愿行为，所以只好耐心解释，建议她找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目前听说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二、两尊石像的征集

两尊石像的信息来源都是根据村民的反映而获得的。从回收的情况来看均为坐像，从石像的装束来看均为道士打扮，根据郑至善道长推测应为天静宫三清殿的神像。该两尊石像分别从张老家和马棚庄两处回收。

（一）张老家回收的石像

1991年春，马庄民工队的马汉奎反映，张老家集上一张姓村民家中有原老子庙的太上老君神像。根据这一线索，我和刘永新、马汉民二位先生找到该村民，经过原张老家公社政法干部张茂森的胞弟时任县物资局干部的张茂盛做工作，该村民答应将文物献出。该石像当时斜卧在他家院外由县城经张老家通往赵屯集的公路北面的路沟边上。经过清洗，发现该石像系道士装束的坐像，面部损坏严重。据户主解释，该石像的确是他的先人从天静宫请回来的，几十年来一直供奉在家里，供群众朝拜。若干年间，谁家要是有病人，只要给石像烧烧香，许许愿，不用吃药，很快就能痊愈。当问及石像何时损坏时，他告诉我们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本集有一性情暴戾之人，其不但不相信石像能治病，反而用铁头绳鞭将石像的面部打烂，结果遭神报应，一家老小均死于非命，无一幸免。该石像由于当地国家干部从中做思想工作，回收十分顺利。

（二）马棚庄回收的石像

1991年秋，家住闸北镇马棚庄的村民马则敬（后改名马理敬）反映，该村西头一村民家中藏有一尊天静宫的老君石像。我和刘永新、马汉民二位先生找到该户村民，他却不愿将石像捐出，理由是该石像是由他的祖辈人从拆庙后的天静宫运回来的，在他家已经供奉好多年了，该石像是神像，能消灾避难，保佑家人平安。附近村民前来祈福，也能祛病除灾，福寿延年。逢年过节时他们都要摆上香烛三牲，虔心供奉，绝不让外人触碰。我们向他详细解释了《文物保护法》的具体规定及天静宫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经过大半天苦口婆心的劝说，该村民终于答应让我们见一见这尊神秘的石像。

该石像被放置在他家东屋的神龛上，上覆红布，保管极为庄重。掀开红布，我们发现这是一尊石雕坐像，该石像面目清癯，神态端详，一身道士装束，确有一派仙风道骨之相，只是鼻尖处略有缺损。当我们问其所以然时，他向我们讲述了一段类似张老家石像的故事：本村一无赖村民因不信邪，竟趁酒醉后用农具将神像的鼻子打烂，结果全家灭口，无一幸免。当我们提出要将石像运往天静宫保管时 ，他却有些不舍。他要求我们赔他八尺红布，还要燃放一万头的鞭炮才同意将神像送出。我们当即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当天傍晚，在震天的鞭炮声中，我们迅速将神像请回天静宫，暮色中我们还看到了该村民依恋不舍的泪容。

三、部分石器的征集

这些石器是我和刘永新先生在天静宫南涡河北岸的九股槐村察访时发现的，当时石药碾及其碾轮存放在一村民家的院中，而拱形雕花石桥栏则是在该村一水塘中打捞出土的。据该村村民介绍，上述器物是他们村的前辈人于解放初期从天静宫运回来的，小桥栏杆上因雕有精美花纹，看着漂亮才拉回来的，后来因为派不上任何用场，便将其弃之水塘，原先是一对，另外一块不知弄到那里去了。而石药碾因为可以碾粮食，非常实用，所以拉回来供村民碾粮时使用。该三件石器经郑至善道长指认，确定为天静宫遗物。药碾是道士炼丹时碾轧丹砂用的，而雕花石桥栏则是天静宫老君殿前“迎仙桥”上的栏杆，这些器物于解放初期不知去向。

四、香炉及烛台的征集

这些器物系天静宫老君殿遗物。其中香炉为绿釉陶瓷器皿，烧制年代不详。香炉及烛台上均有“天静宫”铭文，是是郑店村民郑郦生老人热情捐献的。由于当时文物部门没有给他出具收据，亦无任何表彰，直到今天，他的后人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每次碰面都提出诸多不满。最近，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五、春秋瓦圈井的发现

1991年春，河南省鹿邑县和我县围绕老子出生地的争执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方面我们要向海外证明天静宫就是老子的出生地，以免影响他们的募捐热情，另一方面就是要应对鹿邑县的多方挑衅，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为此县主要领导感到非常棘手。于是责成以县文化局为主体的写作班子迅速行动，收集所有能够查到的证据予以应对，而该写作班子则更需要历史文物为依据出台论文，这种需求尤其体现在“九龙井”的出土问题上。因为只要找到了“九龙井”，就铁定了老子的真正出生地，这个任务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于是我和刘书平、刘永新、马汉民三位先生夜以继日地制定计划、走访群众、分析信息、勘察地形，终于获知许多古井的大致方位。其中东岳庙前有四口，一口在马庄村民的菜地里；一口在郑店一村民房后的屋根处；另外两口在旧“杉木坑”内。另外在郑店村陈氏祠堂西边的路两旁有两口；郑店村大塘西岸边有一口。除郑店村陈氏祠堂西路边的一口尚露地表外以外，其余均埋地下，有待发掘。这些被埋的古井都是村民们在干活和建房施工中偶尔发现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组织民工，在马汉民先生的指挥下对上述区域进行了发掘。但初期的工作却令人沮丧，大部分的线索都没挖到古井，只在陈氏祠堂西北的小路边和村西大塘的西岸各挖出一口，经刘书平先生断代为“宋井”。一时间寻觅“九龙井”的发掘工作遭遇到“瓶颈”。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年逾八旬的郑店村民郑郦生先生向我们反映，郑店村西大塘的东北角还有一口井，不知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古井。那是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现的。时年大旱，沟、塘、井水皆干，为了取水浇菜，他在该塘东北角最洼的地方挖坑找水，挖了几锹深后，发现一口旧井，井沿是用“大砂缸”券的，从没见过。在郑郦生先生的指点下，我们抽干塘水，在该塘的东北角距地表约三米的地方果然发现了一口古陶圈井，该井径约米余，井圈厚约六、七公分，圈高约四十公分。残井深约五米，全部为陶土烧制的绳文井圈组成，坐落在天然的砂礓盘上。省文物考古所汪本初先生和刘书平先生均断代为“春秋井”，井内出土的文物多为自商周至两汉的器物残片和残件。这次发掘轰动了考古界，该“春秋瓦圈井”也被认定为老子出生地的主要证据，是“九龙井”中的一口。接着，郑郦生先生又带我们挖出了另外一口位于东岳庙东南方约六十米处的古井，该井经刘书平先生断代为“宋井”。热心的郑郦生老先生无疑是这次古井发掘工作的第一功臣！

该“春秋井”的出土虽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但我却至今仍然对此存疑，原因是根据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描述老子出生地的情景时大约是这样记述的：老子故里有九井，中为一井，周围八井，两井相去四十步，汲其一井，其余八井皆动。这说明九龙井的形状的确类似于道教的“八卦图”。而我们这口“春秋井”的建造年代虽然和老子的出生年代十分吻合，但其究竟是不是“九龙井”中的一口？而其余八口又都在那里？带着这一疑问，我们曾经计划在此井周边大规模地开展勘察，但周围许多新建的民房需要拆迁和赔偿，但县政府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打消了这一计划，只能待条件成熟时再来完成这一夙愿。

 六、马庄遗址

1990年元宵节刚过，大地万物尚未复苏，春寒料峭的天空不时飘下些雪花。一天上午，马汉民先生约我到位于马庄村北涡新河南岸的一处遗址进行考察。初春的寒风中，田里的麦苗稀疏，无法覆盖地表，麦垅中陶质文物的残片随处可见，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捡到了比较感兴趣的几十件文物残件。这些残件，有的是古建筑上的构建，有的是生产生活用的器物残片，这些残片上都有不同形状的花纹，有网纹、绳纹、鱼形纹等，还有不少器物的陶足。更令我感到新奇的是我竟然捡到了许多用陶泥烧制的捕鱼用的陶网坠。当天傍晚，马汉民先生又从本庄村民家中索取到一只据说也是该遗址出土的陶器，该陶器圆形、锥底，系用陶土烧制而成，品相极佳。器长约七十公分 ，口径约三十公分，通体绳纹，类似于今天冶炼低温金属用的坩埚，因我那时不懂文物，便将这些东西全部带回交县文管所收存。这些器物残件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刘观民、邵望平两位专家鉴定：“坩埚”为春秋早期盛殓亡婴用的葬器，而我捡回的陶器残片则分别是春秋时期的陶豆、陶簋、陶釜等器物的残片或残足，而陶网坠则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或“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这说明至少自商周以来，这里都是人类集中居住的地方，这里的渔猎文化、农牧文化、教习文化和手工制陶业都是十分发达的。在这片土地上能够诞生像老子这样的圣人是非常自然的。这处遗址在研究涡阳的古文化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后期县文化部门将此处遗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深层次的考古发掘今后也会在合适的时侯进行。

七、尹喜墓文物的回收

1991年秋，按照栗兰忠县长、廉成荣副县长二位领导的安排，我和刘永新先生对尹喜墓散失文物进行了普查。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了解到，1951年四月初，时任涡阳县赵屯区政委的曹霖同志为建学校和区公所，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作出了挖掘尹喜墓取出墓砖建房的违法决定。那时的尹喜墓以及周围许多村庄都隶属于赵屯区管辖。挖墓工作由区长翟玉山具体负责，区部通讯员李文标在现场负责指挥各乡民兵施工，然后由他监督把取出的墓砖用“太平车”拉回位于今张老家的赵屯区区部集中使用，而时任赵屯区耿楼乡的民兵队长耿献才、农会主任耿良才就曾带领今前耿楼、后耿楼的民兵参与过尹喜墓的挖掘工作。

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连续调查了位于尹喜墓周边的桑楼、前耿楼、后耿楼、蔡楼、樊桥东、樊桥西、胡溜子、刘楼、周庄、东马庄等自然村，询问了近百位耄耋老人，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刘楼自然村的徐立才以及已故刘楼村民刘文彬的遗孀刘马氏（两人时年均约八十余岁）向我们介绍说：在扒尹喜墓的时候曾发现一块石碑，尺寸不太大，长约一米，宽约半米，厚约十多公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篆字，谁都不认识，桑楼村的桑先让和刘楼本村的刘汉臣是涡北有名的文化人，他俩曾在现场抄过碑文，石碑当时立在墓道西边的大门外。而桑楼村的桑运田和樊西村的樊志强先生也向我们证实尹喜墓石门外靠南边的地方有块石碑，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刘文彬的遗孀刘马氏和刘立才还告诉我们，他们还发现一块带字的墓砖，该砖尺寸较大，上面刻有三个大字，很像今天的繁体字“今后难”，但是又不太像，非常耐人寻味。这块砖被桑先让先生抱回家中，许多年后他们还在桑先让先生家中见到过这块墓砖。随后我们找到桑先让先生的后人，他证实家中确实存有这么一块墓砖，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和刘永新先生也曾多方查找，但终无所获 。

我是1968年冬第一批下放农村的插队知青，1974年时，我还在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年午收时，我曾驾驶“上海50型”轮式拖拉机，用钢丝绳作牵引拉着一块巨型石门为蔡楼和东马庄的几个生产队打麦，该石门将近两米长，一米多宽，上面雕刻有衔环的“兽头”。根据这一回忆，我找到当时蔡楼大队的主要干部了解情况，寻找这扇石门的下落。时任大队民兵营长的马宝国先生家住东马庄，他告诉我：你天天拉着打场的那扇石门还有另外一扇石门都在我们庄，当年从尹子孤堆拉回来后放了好多年，一直都没有什么用，后期就铺在生产队牛铺的地上，以便清扫牛粪。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有意无意之间保护了重大历史文物的现象其实并不鲜见。

得到这一喜讯的第二天一早，我和刘书平、刘永新、马汉民诸位先生立即带领民工，踏着雨后的泥泞来到东马庄，在马宝国先生的带领下先是从村后的窑厂内取回了一扇石门，接着又在村中交通便道的小桥下用两块水泥预制楼板置换出了另外一扇石门。这块石门的边上被人用钢錾凿出了两个圆孔，这正是当年我用拖拉机拖着打场的那扇石门。经现场测量，两扇石门均高170公分，宽162公分，厚9公分。门中分别雕有衔环的“铺首”，其形制庄严，十分精美，确系汉代文物。当晚我们即将这两扇宝贵的尹喜墓石门运回东岳庙珍藏。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又从东马庄、蔡楼等村民家废弃的猪圈、厕所的墙上回收了数百快尹喜墓的汉砖。因村民长久以来都认为墓里的东西不吉利，不能用来建房，只能用来垒猪圈、建厕所，所以大多弃之不用，便于回收。

尹喜墓石门的出土，极大地振奋了海内外各界，县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倍感欣慰。为此栗兰忠县长多次召开专门会议，指示我们要迅速采取行动，彻底清理尹喜墓遗址，力争最大程度地获取尹喜墓的遗留文物，特别是传说中的石碑和其他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查找，万勿遗漏。

1991年12月20日，一连半个多月的雨雪终于停了下来。我和马汉民、刘永新、刘书平三位先生带领马庄民工队中身体最壮的七位民工，一早就赶到了尹喜墓，开始了尹喜墓基址的清理工作。由于该墓1951年曾被民兵胡乱挖掘，估计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经过现场分析，在刘书平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先从所遗土堆的上方开始清理。经过两天的施工，尹喜墓的大致轮廓已清晰在目，该墓为自西北至东南走向，墓门直对西北方两公里多的天静宫。墓的封土用夯土法筑成，夯土遗留约存十余层，每层厚约20公分，层面密布夯窝，这些都是当年建成后封墓时留下的原始痕迹，文化层次保存较好。

紧接着，我们就要对墓内回填的扰土进行清理。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却摆在我们的面前，像尹喜墓如此大规模的墓坑，里面回填了那么多的乱土，取出的回填土究竟堆放何处，而墓的周围又都是群众的麦田，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允许我们倾倒覆盖的，这一难题一时间困住了我们。刘书平先生不愧是见过世面的文物专家，他提议分步骤施工，即先将墓内南半边的土取出后堆放在墓的北半边，待南半边的土取完提取相应文物后回填时，再将北半边的土取出堆放在墓的南半边，如此反复，即可完成清理工作。按照刘书平先生的意见，我们迅速恢复了施工。在刘书平先生的指导下，清理工作按部就班循序进行，直到年终的12月31日，尹喜墓南半部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该墓的建筑结构也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尹喜墓自墓门至墓室后墙总长2280公分，墓室四孔，南北总宽1620公分。其中墓室进深570公分，室宽365公分。墓内甬道总长1270公分，道宽198公分。两耳室分别在甬道两侧，靠近墓门，耳室进深228公分，室宽390公分，耳室门宽113公分。墓室及耳室拱顶距地面高度为400公分。该墓各部建筑全系东汉青砖砌成，白灰粘口，所有墙面使用的青砖均有花纹，大小尺寸不一，有30×14×5.5公分的，有29×13×5公分的，有27×13×5公分的。花纹有菱纹、乳钉纹、太阳纹等，分别砌于不同的建筑部位。因四墓室及两耳室全被拆除，已无法知道在什么部位使用什么花纹的砖了。墓室及耳室的拱形顶，同为三层一边薄一边厚的汉砖砌成，十分坚固，这是根据遗留在墓室及耳室墙外夯土上的痕迹清晰显现的。墓内地面均用45×45×6公分的方砖铺就。根据现场测得的数据，刘书平先生精心绘制了结构平面图，以期日后恢复重建时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

1992年的元旦是举国欢庆的重要假日，为了早日完成尹喜墓的清理工作，我们没有休息，而是冒着时断时续的小雪，开始了尹喜墓内遗留文物的清理、提取和回收工作，除在清理回填的过程中提取的许多有明显东汉器物特征的各类陶片及数百快各类汉砖外，还有三种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1、在该墓的通道与甬道的交汇处提取到一柄铁质宝剑，该剑长约米余，剑柄朝向墓门，剑尖直抵四座墓室正中间的墙根。刘书平先生解释，此剑是该墓的镇墓神物之一。而我更认为这柄铁剑的出土最起码还有两重积极意义，首先它表明在东汉末年，我国的冶铁及锻造技术已有了质的飞跃，其次在某种层面上也体现了尹喜作为古函谷关令的将军身份。

2、在该墓最南端的墓室门口，提取到人的头颅骨一件。该颅骨硕大，超过今天正常人的头骨尺寸，颅骨顶厚约两公分，同样不是现代一般人所能企及，说明该逝者生前身材高大，而且一定练过武功，是不是尹喜本人的骨殖，同样值得细究。

3、在墓中不同方位提取到“货泉”和“剪轮”铜钱数枚，这种铜钱是典型的东汉货币，该铜钱昭示了尹喜墓的建造年代，与该墓中墓砖花纹上典型的东汉特征共同印证了该墓确为东汉末年所建。

既然尹喜墓能够断定为东汉末年所建，我认为它与桓帝延熹八年敕建的老子庙应是同一年代的“国家行为”。因为像尹喜墓这样规模恢宏，结构精美的丧葬建筑，为什么会有四个墓室？这有别于一般大型墓葬，肯定不是为一般人物而建，加上其建筑规格之高，堪比皇家。这种装饰精美华丽的建筑是任何普通人所不能配享的，更何况老子庙初建的延熹八年也正是东汉王朝的末年，两组建筑同属一个年代，难道纯属巧合？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象。因为这两组宏伟建筑同属一个朝代，且都是国家行为，加上东汉时期道教兴盛，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尹喜与老子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印证了位于今天静宫的老子庙也就是老子的真正出生地。

从元月一号到元月四号，我们仔细清理提取了尹喜墓南半边的所有遗存文物，刘书平先生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左右呈轴对称的建筑法式，精确测量了该墓的建筑尺寸，为下一步绘制建筑结构图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当晚，时断时续的小雪变成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个小时不到，施工现场就被一层剔透晶莹的白雪全部覆盖。元月五号清晨，下了一夜的大雪给涡阳大地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冬装，地面积雪足有20公分之深。按照县领导的要求，我们带领民工冒雪赶到工地，回填了已经清理完毕的半边尹喜墓，恢复了原状，并在墓室的东南和东北两个角以及西边墓门的最中间位置三个地方各埋下一根水泥檩条作为标记，以备日后再行清理发掘时作为识别之用，历时16天的尹喜墓清理发掘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这次尹喜墓的清理发掘工作虽然说收获颇丰，但由于不够彻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遗憾，其一是尹喜墓另外半边没有清理，所遗文物没有提取；再者是墓门以外的墓道没有清理，而徐立才、刘马氏、樊志强等村民提供的位于尹喜墓门外的篆刻石碑压根就没来得及搜寻。现在尹喜墓遗址已建设成尹喜公园，原尹喜墓遗址上我们所留的指示标志是否还在？今后是否还有重新发掘和清理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令我牵肠挂肚的事情，时至今日都无法忘怀。因为东汉末年汉桓帝刘志曾于公元165年（延熹八年）下诏在老子出生之地建老子庙，又命陈相边韶撰“老子铭”，刻碑立于老子庙前。既然如此，那么同样也是建于东汉末年的尹喜墓是否也是桓帝敕建？而桑先让、刘汉臣所抄的篆书碑文是不是也是边韶撰文？桓帝之后，灵帝刘宏即位，公元184年黄巾农民起义，东汉政权自此摇摇欲坠，不可能再进行像“老子庙”和“尹喜墓”这样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因此上述两组敕建工程应是我国东汉王朝最后的国家行为。

1993年秋，我因夫人罹患肺癌，家中父母年迈多病以及年幼的儿女需要照顾等原因辞去了“海外工程总监”职务，退出“涡阳县重修老子故里中太清宫（天静宫）筹备委员会”的临时机构，离开了所有与天静宫有关的一切活动。回忆五年来我与天静宫各项事业交集的方方面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如新。我因海外引资而与天静宫文物结缘，其间又受到涡阳县文管所刘书平、省文物考古所汪本初、杨立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刘观民、邵望平等多位专家老师的指点，学到了许多令我受益终生的文物知识，为我的老年生活凭添了不少精彩。现在我虽年过七旬，但对天静宫文物的关注程度依如当年，未曾有半分衰减。

愿天静宫的建设日新月异，

愿我的文物情怀与天静宫同在。

作者      马  杰

2014年5月16日写于舍下